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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写诗歌写作著名马启代如是说:面对时代的写作

/2019-03-27 20:49

  马启代,1966年生,山东东平人。自由撰稿人,“为良心写作”的倡导者。现任中国诗歌网·山东频道执行站长、《山东诗人》主编。出版《太阳泪》《杂色黄昏》《受难者之思》《黑如白昼》《马启代诗歌精品鉴赏》等诗文集二十部,作品入选一百余部选本。获首届金迪诗歌奖优秀诗人奖、2013汉语诗歌盛典年度优秀诗人奖、第三届当代诗歌创作奖、首届刘勰文艺评论专著奖等,入编《中国诗人大辞典》《山东文学通史》。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诗歌和小说,以及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作家和诗人的写作应基于对人类尊严,即人道的捍卫和对母语优雅纯净品质的护佑。我认定现实主义伟大的同时,也认定一个时代更需要能够代表这个时代的表达方式出现。因此,我对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都有着谨慎的褒赞和热烈的期待。

  面对时代的写作,这样一个话题,似乎是画蛇添足的伪命题:谁不是面对时代写作呢?那些宣言面对内心写作的人,不也生活在这个时代?文学就是作家对世界的发言啊。但往深处一想,这毕竟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虽然我们都在使用不同的文体写作,但诗人、小说家、散文家这些可以统称为作家的人群,在同一个时代到底是一伙怎样的人呢?是的,作家的具体职业各不相同,有机关人员、领导干部、报刊主编、医生、新闻工作者等,各自对生活有着不同的感悟和思考,各自以自己的作品形成另一种生命和精神的存在,构成对这个世界的不同表达。是的,我们同在一个时代,在这同样的一个时空中获得了自我存在的价值。但事实上,不同的人对时代的感知是不一样的,甚至是相反的。文学当然要立足于人性的丰富性,但这一丰富性显然与人们对时代的不同认识和感受息息相关。我这里要指出的是,时代的确有大时代与小时代之分,有常规时代和非常规时代之别。我个人倾向于这是一个大时代、非常规时代,孕育着千年大变局。可惜的是,很多人包括一些文学艺术理论上似乎了不起的人也认识模糊。 在文学和历史的层面上,作家应当敏锐地探知世界真相、永远秉承诗人的敏锐和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激发语言的灵性和活力,传递普世经验和艺术伦理。之前,我曾写过一篇小文,论述作家的三个谱系,即精神谱系、艺术谱系和命运谱系。精神谱系的形成,代表一个作家成长为文学意义上的成人。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精神之父,艺术上也是这样。而命运是上帝所赐,伟大的作品绝大多数来自于苦难的体验。因此,面对时代的写作,其实就是我们确立精神立场和价值取向的自我选择。这甚至与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作家学者化,都不是一个概念。文学关涉的主要是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不仅仅是作家的知识储备和学养积累,尽管这也非常重要。学识与见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面对历史转折时的选择,主要看精神立场、价值取向和人生见识,不同的见识可以导致完全不同的命运,略知现当代史的人,对此很好理解。当然,这个问题对于普遍的文学爱好者,乃至一般性的写作行为都不重要,但对于迈向一个真正作家的写作者而言,肯定是绕不开的门槛。作品是作家思想、知识和天赋的综合体,这个问题是决定写作是否属于有根的写作、有方向的写作,也即有效写作的关键。譬如有些作家用批判现实主义手法反映社会形态变化,坚守良知道义,就是找到了自我精神的支撑点,这个支撑点使作家面对时代有了自我独立的姿态,以及写作上的个性风度。在这个非英雄主义时代,作家仍要具备选择定位和方向的能力!

  符号学大师罗兰·巴特说过:“同时代就是不合时宜。” 这句话听起来似乎与社会学意义上的和谐,与文化意义上的天人合一等皆有不协调处,事实上揭示的是作家这个群体的精神特征。正如茨维塔耶娃对里尔克所作的评价:“里尔克既不是我们时代的定购物,也不是我们时代的展示物,而是我们时代的对立物。”因此,霍俊明在《经验匮乏时代的碎片或异质精神》中,列述了种种写作乱象之后说,“同时代意味着什么?”“我们与谁以及什么同属一个时代?”他说已经有人给出了答案,那就是,“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的人”。他还说:“如果你的写作避开这个时代碎片化的魔咒,试图丰富和改造匮乏的经验,那么你必须在同时代人中具有异质精神,在思想和修辞上都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说到这里,我想提请大家注意一个关键词,即异质精神,我还想强调这一点尤其重要。在由集体主义意识转向人本位的潮流中,个体被个人主义所异化,失去一定制约的个人化恰恰是对独立个体的嘲笑和玩弄,其在艺术上表现出的则是无节制的私欲宣泄和歇斯底里的狂欢和解构。要知道,真正的解构是建设的同义词。异质精神不是艺术上的简单反叛,不是现代主义要PASS现实主义,后现代又要PASS现代。其实,纵观艺术史,艺术的发展与科技发展正好相反,一个指向前,一个朝向后,所以真正的先锋有时是那些敢于守旧的人所具备的,那些人所体现出的果敢、坚韧、大智大勇的精神品格和创造意识就是先锋。因为只有深悟旧中的真髓和精华,才能接续和弘扬血脉相传的文化源流。我在谈论百年新诗的时候,写了一系列文章,网上传播比较广的是《当下诗歌创作的“三化”警示》,笔触直指“庸俗化,僵尸化,体制化”;还有一篇,是准备参加西南师大新诗研究所2017国际华语诗歌名家论坛的文章《百年新诗的“三度”迷失》,我认为百年新诗在白(从白话到口水)、新(从反叛到猎奇)、西(从先锋到炫技)三个方面严重失度。我不是只想批评,只想给新诗挑毛病,我们走过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令人痛心疾首,有着及其丰富和深刻的教训。因此,异质精神不仅仅是艺术精神,它是艺术之魂,是超越于自身经验又契合于个人命运,在人类普遍性经验的基础上获得的独立人格、表达自由和语言自觉。它需要作家在见识、勇气和能力方面具有综合的修养和高度的人文自觉。

  这涉及到我们如何感受现实和历史,以及如何处理和表现自身经验的具体问题。我一向认为,真正的写作都是从大地与人心开始的。我的诗歌写作是这样,评论写作也是这样。在我们生活和写作的所有过程中,无不受到个人话语、流派话语、国家话语的影响。前一段在贵州诗歌节“百年新诗再出发”论坛上,我就从个人诗学、流派诗学、国家诗学的角度,谈论新诗第二个百年的问题与机遇。今天,我把流派置换为地域,因为我发现强烈的地域特色而不是流派特点,也能够深深地吸引我,也引起我思考地域文学,包括对宁夏西海固文学的兴趣。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以地域文化作为自身的艺术营养是无可厚非的,而且中外以“邮票大”的地方,哪怕是虚构类似的“高密东北乡”而成名的作家也不在少数。是的,我们阅读福克纳、马尔克斯、莫言等作家作品的时候,真实的地域早已经通过文化的转化成为艺术上的地域,这里面有着他们面对时代的个人声音,这当然又来自他们的异质精神所赐。在这里,大地与人心是统一的,甚至是同一的,他们不仅是讲述者,也是阐述者。雨果说:“谁要是名诗人,同时也就必然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个人如果没有能力和修养穿透纷纭复杂的事物、抵达现实的本质,那一生只能做一个摹写者,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优秀需要技巧,而伟大需要精神的高度。作为具有天然地域文化特性的作家,如果不能从普遍性中凸显出美学和精神的个性,则只能做一个二流的文史家和话本艺人。我在《文艺报》上看到徐威评论“90后”诗人和小说家马晓康的一篇文章《马晓康:个人经验和艺术转化》,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从个人经验(命运谱系)的书写到艺术转化(艺术谱系)的完成,是一个作家成长的两个必要条件,但精神谱系是否形成或形成了怎样的精神谱系,却是决定一个作家最终高度的关键。这一点对具有浓郁地域营养的作家,尤其值得注意。此外,我还看到贺绍俊谈论“90后”作家周朝军小说的一篇文章,文章主要强调先锋性的传统基础。在谈到先锋性对故事的颠覆追求时,他引用了王安忆写小说《匿名》时的一段话,她当时也是确定了一个颠覆故事的写作目标的。她说:“以往的写作偏写实,是对客观事物的描绘,人物言行,故事走向,大多体现了小说本身的逻辑。《匿名》却试图阐释语言、教育、文明、时间这些抽象概念,跟以前不是一个路数的。”因此,贺绍俊将王安忆的《匿名》称为阐释化的小说。他认为,以往的小说观,无论古典小说还是现代派小说,都是描述化的小说观,是通过小说去描述世界,而王安忆的阐释化小说观,则是变描述为阐释,要通过小说去阐释世界。我认为,无论什么文体、什么流派、什么手法,都是可以到达经典境界的。就我们当代作家而言,张炜的去故事性和莫言的讲故事性写作各有价值。以上所说的两个“90后”作家的例子,谈到个人经验艺术转化的问题和先锋性的问题,转化的决定力量有精神的支撑,阐释化也肯定不是先锋的唯一性,希望这些能拓展我们对作家和作品的认识。说到底,我们最终还要看作家提供了怎样的文学经验和精神立场——面对时代的回答。藉此,作家可以建立起属于自己也通达时代的艺术宪法,包括精神秩序、美学伦理和政治观念。

  事实上,以立足地域和突破地域为杠杆,可以考察个人话语的有效性和对国家话语的独立性,也是衡量一个作家重量级别和寿命长短的内在法则。法国艺术评论家丹纳说,种族、时代与地理环境是决定文学的三个要素,地理自然禀赋和社会人文影响共同形成的大自然环境,对大地和人心的浸润和熏染是持续的、静默的和互相的。只有具有异质精神的作家才能对地域文化做深度反思和自觉观照。贾平凹说:“不同的地理环境制约着各自的风情民俗,风情民俗的不同则保持了各地文学的存异……在一部作品里,描绘这一切,并不是一种装饰,一种人为的附加,一种卖弄,它应是直接表现主题的,是渗透、流动于一切事件,一切人物之中的。”一些作家“从故乡出发”的散文所揭示的“安放灵魂”的文学努力,都有着对地域文化的审视、认知和思考,有着精神返乡和心灵返乡的文学寄寓。一些作家在“熟悉的土地上,寻找陌生的风景”,这风景不仅仅是自然的,也是人文的,他们寻找“自身的传奇,自身的发芽点”的诗意表述,是感性和理性的交合,是对地域文化历史传承惯性和作为文学场域存在意义的认同。就长篇小说而言,首先应该是蕴含丰富自然人文历史内容的作品,应该显示作家以个体声音参与历史对话的倾向。正如评论家李一鸣所讲,优秀的长篇小说是“一条长河、一幅清明上河图、一部百科全书”。宁夏西海固的作家,更为贴近实际的生存和生活,努力体现勤奋的写作态度和体味岁月的一往情深,当然值得肯定。比较起来,洋溢着一腔激情,文字仿佛一团燃烧的火,热烈而赤诚,贴近心扉的写作,更应该给予鼓励。很显然的是,在以自足的精神气度和艺术眼光,多视域、多维度地探究、融合地域文化的真气、元气,化为自身的血脉气韵上,西海固作家还有一段长路要走,我真心希望这里能走出现实主义的大家、现代主义的大师。而我所提出的面对时代的写作这个问题,特别是对异质精神的呼唤,是我们所有作家和诗人需要共同思考的。

  有了这样的精神、立场和态度,就有了不一样的、独立的、属于自己的认识系统、感受系统和表达方式。就不会人云亦云,就会从大的方面去把握世事,从精微处去发现大千宇宙和无垠人心。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笔下的人物和世界就是真实的、丰富的、温热的、鲜活的,甚至是不朽的。字里行间流淌着的就是你对这个尘世的悲悯和爱,就是对人性的关怀和体味,就是对丑恶、黑暗的抨击和解剖。说到这里,我要谈谈对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张炜等人的看法。评论家李建军对他们的批评是有理有据,不过我不去按照他的逻辑去分析,我承认一个成熟的批评家都有自己的逻辑体系。按照李建军的说法,中国除了陈忠实、路遥等少数几个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家之外,好作家很少。好作家很少,这个看法我也承认。但我阅读小说有限,我的认识也许是我个人的狭隘所致,不能强加给别人。路遥的文字也有很多问题,有些还是初级问题,他是位优秀的作家,有伟大的情愫——其实很多人都有。《平凡的世界》前两部比第三部文本本身和思想重量都要好许多,第三部对未来的简单化处理,暴露出一个时代在作家身上的体现和作家人文精神的薄弱,无法把他称之为伟大。陈忠实的《白鹿原》我没看到过足本,尽管这样,连《红楼梦》我也不认为是完美的作品,败笔之处是难免的,称之为伟大尚嫌勉强。而李建军一直认为有问题的作家莫言、爱写肮脏细节的贾平凹、不接地气的阎连科、一个腔调抹杀人物个性的张炜等,包括他对现代派作家的批评,作为一种有力的声音,其存在让一团和气和顺从表情的批评界有了一定的存在价值和别样面孔,但是无论如何不能简单地用好坏对错来界定。但我个人认为,就如前面我说过的,我渴望看到像托尔斯泰一样的现实主义大家在这片土地上出现,也同样甚至更希望像卡夫卡一样的现代主义大师也能在这片土地上诞生。现代人的情感和精神、快速的生活节奏和物质至上所带来的欲望膨胀和价值扭曲,焦躁、失望、无奈、挣扎等等,都需要文学来佐证,也只有艺术能为我们这样的时代留下精神的证词。但凡事有度,关涉目标也关涉进程。科技让世界越来越脆弱,生命越来越危险,而艺术可以减缓我们的灭亡。尽管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文学是最极端、最极限的艺术,特别是诗歌,但它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仍然有它的度要守,过之犹未及。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现代派大师应当出现,王国维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既具有历史的总结,也有对未来的推论。今天看,我们仍在这个规律中。李建军说莫言在《蛙》中的描写缺少真实的细节和体验支撑、在《檀香刑》中残忍的场面令人不忍卒读,我想还有《酒国》中吃婴儿的描写,他是用荒诞的一面批判邪恶和荒谬,需要更强大的内心力量,不能就此否定。文学就是回忆和想象,莫言粗粝的语言表层本身,蕴含了充沛的激情和魔幻般的想象力。贾平凹的《废都》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其所构成的讽喻和锐利掩藏在人性和市井的压抑和奔放中,是一部具有伟大倾向的作品。同样,张炜的《古船》也是一部具有独立精神品格的作品,尽管我保留对他在写法上的一些意见。比较起来,阎连科在我心目中显得更为纯粹和决绝,在生存中没有投机之嫌,人格和文格高度统一,其《炸裂志》是一部杰作,是数十年中国社会和人们灵魂裂变的缩影,其艺术和思想所抵达的深度,当下作品鲜有匹敌者,这是他给予我们时代的一份证言。

  是的,无论这是狄更斯所言的最坏的还是最好的时代,我们在信息快速化面前都有点不知所措,精神上思无所依,恰恰应了奥登所言“焦虑的时代”之称谓。人被物役,心便麻木,这个世界便会缺少了诗意。所以我倡导为良心写作,在别人鼓掌赞美的同时,做一个“指证太阳下阴影的人”,捍卫人格的尊严和人性的纯洁。我那篇《为良心写作》的短文在网上传播也很广,有人说,你为良心写作,难道还有没良心写作吗?说实话,还真不少,除了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算是不自觉的没良心,在中国自觉的没良心的作家也不少,那些主动献媚者、装睡者、投机文人等等都是。此外,我要再一次声明,我的为良心写作是我的精神宣言,不是艺术宣言,它倡导的核心和底线就是说真话,就是巴金用大半生换来的那个词。从一个方面说,这就是我对时代的回答,我终身会按着这个原则去写作!从这个基点出发,立足人性,广布人道,救赎灵魂,把破碎的信仰和坍塌的道德用文学滋养护佑起来。木心说:“靠宗教,靠政治,都不能拯救人性,倒是只有文学和艺术。”他引用纪德的名言“担当人性中最大的可能”,从而以自身的经验断言:“人性中最大的可能,是艺术。”今天在座的各位,当然包括西海固作家在内的所有作家,都从事着担当人性中最大可能的劳动。艺术家(当然包括作家和诗人)是星星,同样能够光辉灿烂,照亮时代。这也许就是我们作家只能以写作给予时代的答案!

  (作品系“宁夏文学现象——固原市骨干作家培训研讨会”上的讲稿。王晓静根据录音整理,已经作者本人审阅,同意发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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